第五节、元代雕版印刷的萎缩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1260年忽必烈继承了汗位，随后定都大都(今北京)，1271年改国号为元。
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处于“九儒十丐”的境地。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防范，对著作的出版严加限制，史书上说：“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刊印。”这就是说刻印书籍，首先要经全国最高行政机关的审阅，而后下发到所属机构去刻印，主要是指派地方政府印刷。个人著作要付印，先由地方绅士把书稿送请学使审阅，学使认为可以刻印，还要上报到部，经部批准后才能出版。这种前所未有层层审阅图书的制度，不知要使多少有价值的著作失去了出版机会；再加上生产遭到破坏，纸墨产量不多，这就使印刷业呈现萎缩之势。
元代刻书，也有官刻、家刻和坊刻。刻书地点有大都、平阳、杭州、建宁、吐鲁番等地。
元代官刻，在中央有兴文署、广成局、国子监、太医院等，不过都刻书不多。其中以兴文署刻书最为著名，其刻本也最早，例如1290年刻的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和《通鉴释文辨误》；1309年刻印的南宋史学家郑樵著的纪传体史书《通志》。地方上刻书最多是各级政府设立的儒学，刻了不少经史典籍，如江西路(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儒学刻的11种经书；建康路(治所在今南京市)等九路分刻的九种史书，都是比较著名的。其他如1227年嘉兴路(治所在今浙江嘉兴)儒学刻印的北周卢辨著的《大戴礼记注》；1306年绍兴路(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儒学刻印的元代徐天祐著的《吴越春秋音注》，都刻印极精。再如公元1340年庆元路(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市)刻印的宋朝王应麟编的类书《玉海》，共204卷，尤为世人称道。该书分天文、地理、官制、食物等21门，240多类，重点辑录典章制度与吉祥善事，内容丰富，征引完整，因此元代人称之为“天下古今稀有之奇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该书“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这部书的书版到清代还存放在南京藩署，还在修补重印，因历经元、明、清三朝，世称“三朝本”。今北京图书馆存有元刻本42卷。元代共有27路儒学刻印过书。但是刻书最多最佳的还是各地书院。根据清代学者顾炎武著的学术笔记《日知录》一书中说：“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即校长，多由著名学者担任)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则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版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因为书院有这些优越条件，所以所刻书籍又多又好，深受读者喜爱。再加上刻书“非以图鬻〔yu育〕”，就更是精益求精了。元代全国有书院100多个，其中杭州西湖书院最为著名，因此宋、辽、金三史和其他要籍，都奉旨送到西湖书院刊印，刻工极精，世称“院本”。如公元1324年，该书院刻的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著的《文献通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字体书写优美，行款疏朗悦目，刻印俱精，是元本中的代表作。西湖书院有学田收入，经费充足，曾经修补了宋朝国子监的书版，共约120种左右，是该书院的最大工程。
南宋大哲学家大教育家朱熹，曾在建阳城外建了竹林精舍，后改名考亭书院，这个书院就有学田500多亩，朱熹的三世孙朱沂在南宋末年就出任过该书院山长。这个书院的学生在元代至正(公元1341—1368年)年间曾编校了法律著作《唐律疏义》，由勤有堂书铺刻印。当时讲学的风气很盛，书院的师生，有的自己编书刻印，有的为书坊编书，所以元代书院为刻书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官刻书，因为是官家出资，大都不惜工本，选用能工巧匠和上等纸墨，所以一般刻印精良。
私家刻书最有名的，有江苏宜兴(原名义兴，因避宋赵匡义讳，改称宜兴)的岳家，在元初刻有《春秋经传集解》，据说还刻了许多经书，号称“岳氏九经”。还有平水(今山西临汾)曹家在1310年刻的《中州集》和《中州乐府》。山东东平丁思敬于1304年刻的北宋散文家曾巩的诗文集《元丰类稿》(因编于宋神宗元丰年间，故名)，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称该书“书法椠[qian欠]手，俱极古雅，麻纸浓墨，摹印精工，为元刻上乘。”江西吉安王常于1301年刻的《王荆文公(王安石)诗笺注》等。这些书今天都有传本。私家刻书校勘都很认真，而且往往由名人书写上版，刻工高手雕版，所以其中有不少是精品。有的书是作者自己书写上版的，像1322年槜[zui最]李(今浙江嘉兴一带)龚端礼刻的《五服图解》。他在自序中说：“不辞衰老，细字夜书，厥始厥终，皆出一笔，用倒羞囊之余，以资锓〔qin寝〕梓之费。”这就是作者亲笔书写上版的，刻本十分精美。
元代书坊之多不亚于宋代。福建道建宁路的建安、建阳两县，见于记载的书坊有42家。其中余志安的勤有堂、刘锦文的日新堂、叶日增的广勤堂和虞平斋的务本堂都是历史悠久的著名书坊，都刻印了很多书籍。前两家各刻印了近20种著作。勤有堂刻了元代文学家、史学家苏天爵著的《国朝(元)名臣事略》，该书保存了大量元代历史文献。日新堂刻印了元代学者虞集(字伯生)的诗集《伯生诗续编》，此书是用行书写刻，别具一格。广勤堂则精于刻印医药书籍，如刻印了我国魏晋间医学家王叔和著的脉学专著《王氏脉经》。该书第一次将脉象分为24种，基本上包括了循环生理上所有的现象，是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务本堂于1341年刻了元代著名大书画家赵孟頫〔fu俯〕(字子昂)的诗集《赵子昂诗集》。这些书今天也都有传本。建宁书坊大约刻书几百种之多。
此外，燕山窦桂芳的活济堂，也精于刻印医书，如1312年刻印了他自己编的《针灸四书》。山西平阳张家的晦明轩和王家的中和轩都是金元两代的老书坊，晦明轩在1149年刻印了宋人著的药物学著作《证类本草》；中和轩在1306年刻印了用于写作韵文的字典《韵略》等书。杭州书坊刻印了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尚仲贤的《尉迟恭三夺槊》、王伯成的《李太白贬夜郎》等七种戏曲著作，今天也多有传本。
这些书坊所刻书籍，刻印量大，流传广，对文化的传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书坊刻印最多的书，还是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和科举应试用书与医书等，刻印大部经典史籍和诸子善本的不多。因为前一类书适合一般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的需要，官家和私人刻印的很少，所以这类书在市场上卖的又快，赚钱又多，因而各书坊纷纷刻印。只是许多书坊旨在营利，只求速成，雕刻粗疏，校勘不精，书写也不规范，粗制滥造者不少，这几乎是一般书坊的通病。
元代还继续刻印佛教道教经典，而最大的印刷工程还数雕印佛教《大藏经》。如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大约于公元1277—1290年刻印的《大藏经》，共6004卷，人称《普宁藏》。刻工精巧细致，装帧古朴典雅。江苏平江府碛〔qi弃〕砂(在今江苏吴县内)延圣院(后改名碛砂禅寺)，大约在南宋理宗宝庆(公元1225—1227年)或绍定(公元1228—1233年)年间开雕藏经，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完成，历经宋元两朝约90年，收经1532部6362卷，人称《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简称《碛砂藏》(图8)。这些佛经大都由寺院募缘雕印而成。1982年底，在云南发现了元代官刻《大藏经》残本32卷，估计全藏至少有6500卷，仅次于《赵城藏》(现藏云南省图书馆)，这一发现填补了过去佛教人士认为元代无官刻藏经的空白。此外，在新疆吐鲁番一地，就发现有汉文、蒙文、藏文、西夏文、维吾尔文、梵文等六种文字的佛经刻本，可见元代刻印佛经的盛行。至于道教经典还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即1244年蒙古就刻印了《道藏》7800卷，因为雕刻于山西平阳玄都观，故又名《玄都宝藏》。后来由于道教在与佛教斗争中失败，1281年元世祖下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书和道经的印版全部烧毁。一时京师内外道教经版印本，大都化为灰烬，《玄都宝藏》也未能逃此厄运。从此道经亡佚很多，道教势力也一蹶不振。
元代还印了大量的纸币，由于发行额太大，造成通货膨胀，以致最后被拒绝使用。
元代刻本流传至今的约有六七百部，而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等17家图书馆中的也只有270多部，台湾存有230部，其他则散于他处。
纵观元代印刷业虽然继承了宋、金的传统，刻印了很多书籍，甚至有的元版书还胜过宋本，如平阳梁宅本《论语注疏》；平水曹氏进德斋本《尔雅郭璞音注》；叶增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等，都为宋本所不及。杭州刻印的元大德本《绘图列女传》，图画秀丽工整，在我国版刻艺术史上具有较高的价值。但是总体来说，元代出版的数量远比不上宋朝，质量上也赶不上宋代的精美，纸墨的生产比不上宋、金。所以印刷业与宋代相比，处于萎缩时期，但也有创新，如朱墨两色套印的发明，书名页(封面)的出现，都是印刷史上的创举。
元代的套色印刷(通称“套版”)，最初是朱墨两色，这是由以往朱墨两色写本中发展来的，它是为使图书利用不同颜色以区别内容的不同作用而出现的。其做法是用一块版分两次印刷而完成。比如正文用黑色敷印，眉批眉评，行间评、注或评点则是用红色敷印，在印刷时，必须使再次加印的版框严密吻合，因而在技术上要比单纯的一色印刷复杂得多。流传到现在最早的套印本，是元末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中兴路(治所在今湖北江陵)资福寺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注》。卷首扉页画着一个老僧正坐在松树下的书案旁讲经，还有侍童一人，旁立一人，桌前地面上生出几枝灵芝草，天空中还有云彩飞绕。画中松树用黑色，其他用红色。经文、注文亦用朱墨两色套印，即经文大字用红色，注文小字用黑色。这本《金刚经注》，解放前收藏在南京图书馆，今天保存在台湾。木版套印技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印刷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明代文学家、画家陈继儒在评论印刷术时，曾把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及套版印刷术称为印刷史上的三变，可见意义的重大。以往的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术，都是单色的白纸黑字，至此有了两色印本，开卷朱、墨分明，一目了然，只是这一新发明，在当时以及此后一二百年中没有广泛应用，直到明代后期才又盛行起来。
元代以前的书籍没有书名页，像宋版书最多是在每卷卷端题署书名，或在版心刻书名简称，没有封面。到了13世纪末才出现了书名页。元英宗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建安虞氏出版了《武王伐纣书》、《秦并六国》、《三国志》等五种平话，这些书都有带图画的封面，如《三国志》整个封面上，最上端印有“建安虞氏新刊”的横批，其下是“三顾茅庐”图画一幅，再下是《新全相三国志平话》的书名，八个特大字双行排印，十分醒目，中间有“至治新刊”四字，字体较小，表明该书刻印的时间。书名标出“新全相”，是指新加上的人物图画，目的是以广招徕(图9)。书分上下栏，上图下文，展卷阅读，引人入胜。普通书名页不带图，像公元1356年刘君佐的“翠岩精舍”刻印的《广韵》，封面上只印有《新刊足注明本广韵》八个大字，双行排印。其上标明“校正无误”，两旁印上“五音四声切韵图谱详明，至正丙申仲夏绣梓印行”(图10)。不带图画。书名题署“明本”是指出版家依据的是明州(今浙江宁波)版本重刻。该书是宋代陈彭年等人奉诏重修的，是汉语音韵学中一部重要韵书。版本有官刻本，注文完整；有坊刻本，注文简略。
书名页的出现，给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实为印刷史上的又一大进步。
第六节、明代雕版印刷的继续发展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建都应天(今南京)，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上统一而又富强的大国。明初统治者一开始就采取偃武修文的政策，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和出版，朱元璋曾下令将元代西湖书院所有宋元版片，全部运往南京，存于国子监；朱棣也曾遣使访购古今图书，1408年编成的“网罗无遗”的空前大类书《永乐大典》就是一例。此类书广收各类图书自先秦至明初七八千种之多。同时，明代没有元代图书出版逐级审批的手续，允许“书皆可私刻”，只要有钱人人可任意刻印；还有文房业发达，纸墨生产丰富，因此刻书业甚盛。
明代的官刻部门很多。首先有“内府”，即在皇帝宫廷内刻印书籍，主持内府刻书的机构是司礼监，所刻书籍称做“内府本”。后来司礼监扩大了机构，设立了经厂，经厂如同一个印刷厂，有刻字工、印刷工、折配工、装订工等，总人数上千人。经厂所刻书籍称做“经厂本”。明代内府经厂共刻书约200种左右，这些官刻本，讲究精写精刻，纸墨均用上品，而且版框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看起来美观大方，舒畅悦目，又多加句读，便于诵读。单从形式上看，不失为艺术精品。但是，因为主持司礼监和经厂的都是学识不高的太监，故校勘不细，错误颇多，学术价值不高。刻印的内容多是作为“标准本”的“四书”、“五经”和明政府的政令政典，如1461年出版的明帝国官方志书《大明一统志》(图11)，以及1511年出版的法规汇编《大明会典》等。还刻印了一些宣扬帝王言行著述的《皇明祖训》、《御制文集》；告诫皇亲国戚和群臣的《外戚事鉴》、《历代臣鉴》；教育皇宫中小太监、宫女的启蒙读物，如《百家姓》、《千字文》、《孝经》、《论语》、《孟子》及《女训》、《女诫》等。但是中央刻书最多的机构，还要数南京、北京两个国子监了(简称南监、北监)。两监刻印了不下300种经史、地方志、法帖、类书以及医学、农业、科技书籍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十三经”、“二十一史”，两监都曾一刻再刻，许多经书、史书之所以能广泛流传，两监之功不可没。不过北监所刻书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不上南监，而南监刻印的史书，多据宋元旧版凑合而成，到了明中期以后，版片漫漶[huan患]不清，国子监就惩罚犯了过错的学生出资补刻补修，刻得草率不堪，脱页、缺文、错字百出，印本墨色浓淡不一，被人称之为“大花脸本”。北监又往往根据南监本重刻，又不依据其他善本校勘，以致以讹传讹，谬以袭谬；而且版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大小不等，印本质量甚差，因而被人讥之为“灾本”。这样的印本，自然不为藏书家所重视，而且引起版本学家的不满，有人不禁责问道：“吾不知当时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司业(祭酒的副手)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于此也！”此外，两京部院(礼部、工部、兵部、都察院、太医院、钦天监等)，也刻了不少书。礼部编印了有关赐谥的书《大礼集义》；兵部刻印了论述北方边防并附有地图说明的《九边图说》；太医院刻印了《铜人针灸图经》，论述针灸和穴位，并绘出铜人人体上的针灸部位。还用黄铜新铸了较真人高大的腧〔shu述〕穴铜人，上面刻有全身穴位，作为学针灸者的模型，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钦天监(掌管天象历法的官署)垄断了刻印历书《大统历日》的特权，严禁民间私印，违者“依律处斩”；北京都察院还刻印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关于弈棋、音乐歌曲的书。
官府刻书，除中央机构外，地方上十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少数运盐使司及各府也都刻书。像扬州府刻书就有75种，杭州各官府刻书达140多种，苏州府刻书多达170多种，为全国各府之冠。在各地官刻本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皇子身份分封到外地的藩王，他们既富有钱财，又有闲散精力，还拥有搜集善本和组织刻印的便利条件。因此藩王府的刻本，以版本最佳、刻印俱优、校勘精当、纸墨上乘著称于世。像1534年秦藩朱惟焯〔zhuo卓〕在封地西安刻的《史记集解索引正义》；1606年郑藩(封地怀庆，今河南沁阳)朱载堉〔yu育〕刻其自著的音乐著作《乐律全书》(图12)，都刻印极精，可以说是藩本中的代表作。朱载堉早年学习天文、历算，后来潜心研究乐律，汇集了他所写的15种音乐著作，编成了《乐律全书》，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乐律理论，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这一发明比欧洲早50多年，近代的键盘乐器和竖琴等都依“十二平均律”定弦。所以他堪称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再有宁藩(封地南昌)朱权刻书最多，达137种。史称朱权“博古好学……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又说“古今著述之富莫逾献王(朱权)者。”他自己的著述有书名可考的50多种，包括史学、文学、兵书、地理、音乐、医学、戏曲、琴谱、棋谱等。今天还存有他著的杂剧《冲漠子(皇甫寿的号)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两种。他不愧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兼备、博学多才的大学问家。还有周藩(封地开封)朱橚〔su肃〕于1406年刻了他和别人一起编的医方书《普济方》，该书记载医方61739个，是我国古代最大的方剂学著作，其版式款识〔zhi志〕都具有元人遗风。同时又刻了自著的植物学著作《救荒本草》，该书记载了可供饥荒之年食用的草木野菜400多种，并一一绘图说明，图极精审。藩王府刻本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大，其总数达430种，比南北监本还多。其中颇多佳刻善本，甚为后世藏书家所珍视。
明代官府除刻印上述书籍之外，还刻印了佛教典籍《大藏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由于出身和尚，崇信佛教，他即位后立即敕令校刻《大藏经》，他的后继者明成祖也信佛教，他为了“图荐考妣在天之福”，继续刊印《大藏经》。明代《大藏经》有三个官刻本：最早的是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下令在南京刻印的，称《洪武南藏》，约在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告成，全藏包括1600种佛经，共7000多卷。可惜这部经版在1408年遭火焚毁，因而这部《大藏经》保留至今的唯一印本，一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中发现，但是已经略有残缺了，其间还杂有部分补抄本和坊刻本。第二部官刻《大藏经》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根据《洪武南藏》在南京重刻的，称《永乐南藏》。经版藏在南京大报恩寺，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平均每年约印刷20部，大航海家郑和就印了10部，所以这部《大藏经》流传的印本较多，但是它的书写和雕刻都不如《洪武南藏》工整。第三部官刻《大藏经》，是1421年在北京开始雕刻，至1440年完成，称《永乐北藏》。它包括1621种佛经，6361卷，分装成636函。这部藏经印成后，分赐给全国各大寺院。后来在1584年，万历皇帝(明神宗)的母亲又续刻各宗著述36种，410卷，称《续入藏经》，并把它并入《永乐北藏》，成为一部相当完备的《大藏经》。今浙江图书馆有藏本。此外，明成祖还派人到西藏取经，并于1410年复刻了西藏文《大藏经》，称为《番藏》，以报答“皇考妣生育之恩”，并使“下界一切众黎，均沾无涯福泽”。
至于《道藏》，明成祖即位之初，就曾下令编修，但是一直到明英宗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才刻印完毕，名为《正统道藏》，共5305卷，480函，并下令作为御赐分给全国各道观。后来因为《正统道藏》搜访不周，缺漏较多，又于1607年刻印了《续道藏》180卷，32函。此后又合为《正、续道藏》。这部经版传到清代，已缺损了不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遂全部被毁，其印本流传下来的已经不多了，今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都有藏本。《道藏》对研究我国哲学、医学、文学、史地都极有参考价值。明代皇帝不惜耗费巨资，大肆印刷佛、道经典，为的是想达到“华夏归仁，四夷宾服，邦国巩固，宗社奠安”的目的，但是明朝只统治了270多年，就被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洪流淹没了，这说明任何宗教是维护不了封建统治的，历史的车轮将按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前进。
明代私家刻书的也不少，特别是嘉靖(公元1522—1566年)以后，更是盛极一时。那时许多士大夫以刻书为荣，有的刻印古籍秘本，有的刻印名家诗文，有的刻印宣扬祖德的家集。像1525年江苏王延哲刻的《史记》，就是依据宋朝黄善夫的刻本，不但刻工精美，而且行款格式几可乱真，是《史记》复宋本的最佳本。1533年和1535年苏州袁褧〔jiong炯〕先后复刻的宋本古代礼仪集《大戴礼记》和古代小说《世说新语》，也都是精美绝伦，为世所称。到了万历年间，刻书业更为繁荣，如安徽歙〔she射〕县的程荣刻印了自己编选的《汉魏丛书》38种，大多是遗闻佚史、小说寓言之类；还有胡维新刻印了自己编选的《两京遗编》12种，其中包括两汉诸子10种和魏刘劭《人物志》、梁刘勰〔xie协〕《文心雕龙》，他认为“两京文尽于此”。这些书大都据宋本摹刻，都是私家所刻的著名善本。而最有名的刻书家与藏书家要数崇祯时候的毛晋了。
毛晋(公元1599—1659年)，江苏常熟人，喜欢读书藏书。专门购求宋元刻的珍本书，曾在自己的门口贴了一张广告：
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这样，湖州一带的贩书商人，满载着一船船的古籍，送到毛晋的家门口。当时常熟流行着一句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毛晋收藏的书达84000册，有“海内藏书第一家”之称。他建造了汲古阁、目耕楼，将书藏在里面，其中多为宋代刻本，这就为他大规模校勘、出版书籍创造了条件。
他大约从30岁起，就开始经营出版业，一直到他去世，40多年先后刻书600多种，书版多达109000多块，为历代私家刻书之冠。他刻的书大多用宋本作底本，每本都有他写的跋语，介绍书的作者和编者，说明过去有哪些版本流传，他用的是什么版本，有什么优点。因此他刻的书很受人欢迎，不但流行大江南北，连云南也远道来采购，当时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说，“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他校刻的“十三经”和“十七史”，开始于1628年，中间经过灾荒战乱，书版被“水火虫鼠，十伤二三”，他不断地“收其放失，补其遗亡”，直到清初1656年才完工，前后历时近30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金告竭，他不得不“捐衣削食”，“亟弃负郭田三百亩以充之”；若逢到“兵兴寇发，危如累卵”之时，要把书版分别藏在“湖边、岩畔、茆(茅)蓭草舍”中，真是艰难之极。他还刻印了自己编辑的大部丛书《津逮秘书》共15集，140多种书，该丛书所辑多是宋元人著作，偏重掌故琐记。他还根据北宋本翻刻了《说文解字》，使元明两代一直不曾出版过的几乎失传的书，得以重新流传世间，因而对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贡献甚大。其他如唐宋人诗词集，也都校勘不苟，雕印精湛。他印刷用的纸张，是江西造纸厂特造的，厚的称“毛边”，薄的称“毛太”，今天我们还沿用着“毛边纸”这个名词。
他不仅刻书，而且每遇到别人没有的世所罕见的宋元善本，必借来请书法高手，用好纸墨影写，名为影宋抄本，后人名为“毛抄”。今故宫博物院有毛氏抄本，非常精致，比起原刻印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孙庆增著的《藏书纪要》中说：“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由于毛晋首创了影抄法，后人争相仿效，遂使大量的宋元善本得以保留下真实面貌，为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
毛晋苦心经营出版事业，40年如一日，他自己说：“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矻矻[ku枯]不休。”因此被人誉为“典籍印刷之忠臣”。许多宋代刻本靠他翻刻得以流传下来，他对于古代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好积德行善的人，家乡的“水道桥梁，多独力成之；岁饥，则连舟载米，分给附近贫家”。因此赢得“行野田夫皆谢赈”的称赞，可见他是个很富于同情心、热心助人的人，这样的为人，在那个时代也算难能可贵了。
明代私家刻书虽不乏精品，但粗制滥造者也不少，“书帕本”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还在南宋时，官场上就盛行送书的风气，地方官吏或幕僚离任时，总要把六朝史书《建康实录》和词总集《花间集》这两种书，作为赠送礼物送上，这已形成了定例，可以说开了明代“书帕本”的先声。
明代官场行贿之风极盛，行贿时，必以新刻书一本和手帕一块作为陪衬。比如京官奉使出差，回京时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为馈赠礼品，这样才显得雅致些。新书的序文上堂而皇之地写道，“捐俸绣梓，用广流传”。其实新刻书用的是公款，谈不上“捐俸”；所刻之书，本子狭小，刻工拙劣，校勘粗疏；有的书内容是东抄西袭，胡拼乱凑，又哪里说得上“用广流传”。就是这些书被人称做“书帕本”。书帕本被看作是应酬馈送礼物，刻者不上心，受者不重视，所以无一佳本。
上面所谈官刻、家刻之书，虽然不少，但多是经史典籍和名家诗文，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小说、戏曲、识字课本、酬世便览、百科大全之类的民间读物却不多，于是坊刻本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明代书坊多集中于南京、建阳、杭州、北京、徽州等地。
南京有书坊90多家，居全国之首。它们刻印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传奇和民间应用类书。其中唐对溪的富春堂刻印的戏曲，据说就有百种之多，如《三顾草庐记》、《岳飞破虏东窗记》、《王昭君出塞和戎记》、《管(仲)鲍(叔牙)分金记》、《新刻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写楚汉战争的故事)等，这些书的版框四周有花纹图案，称做“花栏”，打破了宋元以来传统的单边、双边的单调，增加了书籍的美观。陈大来的继志斋也刻有戏曲10多种，如元人作品《黄粱梦记》，明人作品《玉簪记》(写南宋书生潘必正与陈娇莲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和《旗亭记》(写北宋末年官吏董国度不愿为金人做官，与其妻子隐娘先后投奔南宋的故事)等。各书坊所刻书籍总数可能有二三百种。各书坊刻印的小说有《三国志演义》、《西厢记》、《警世通言》、《隋炀帝艳吏》等；刻印的应用类书籍有《针灸大成》、《医方选要》、《尺牍大全》和识字课本《四言杂字》等。这些书大部分带有插图，销路很广，对活跃当时人民的文化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金陵王氏槐荫堂还刻了图谱类的书《三才图会》，这是明代王圻[qi齐]和他的儿子王思义汇集诸书图谱编成的，分天文、地理、人物等14门，是图谱学的重要著作。他还刻有明代梅膺祚编的字书《字汇》，该书收字33179字，首次将《说文解字》创立的部首加以简化，并首创同部首的字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的方法，每字有注音，字义解释也通俗易懂，其编制体例对后世影响颇大。
建阳书坊(均自称“书林”)，有堂号姓名可考的约有80多家。许多书坊历史悠久，刻书很多。这些书坊都能根据读者的不同要求，编印出各种类型的书：一是诗文集汇注本。即把各家不同的注解，集编在一起，刻成一部书，使读者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不用翻阅很多不同注解的刻本。二是通俗类书。为了使读者得到一部书，就能获得丰富的知识，编印者广采博收，按内容分门别类，大量刻印了日用参考的通俗类书，如《事林广记》、《居家必用》等。三是插图本。为了使读者明了文字内容，引起阅读兴趣，刻印了许多插图本书籍，如《全像三国志演义》、《全像牛郎织女传》、《水浒传》等书都是上图下文；而《新刊图像音释唐诗鼓吹大全》、《出相唐诗》则是上图下诗。这些连环画式的图书，都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不过万历以前，所刻书籍多是经史之类；到了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刻印的民间读物才日渐增多。
建阳开设书坊最多的是余、刘、熊三姓，三姓开设书坊近40家。他们除刻印经、史、文集、医书、类书外，还自己编写、刻印了许多演义小说。如双峰堂的主人余象斗，经他编著和刊行的小说就有《四游记》、《列国志传》、《三国志传评林》、《东西晋演义》、《大宋中兴岳王传》等。忠正堂的主人熊大木，也编著和刊印了《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乔山堂的主人刘龙田刻印了《千家姓》、《天下难字》、《西厢记》等书22种。刘洪的慎独斋刻印的大部史书、诗文总集、医书、类书较多，如刻了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30卷；南宋朱熹著的《资治通鉴纲目》90卷；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十七史节要》273卷，北宋的诗文总集《宋文鉴》150卷；宋末元初马端临著的典章制度通史《文献通考》384卷；《大明一统志》90卷等，共30多种。如此卷帙浩繁的大书，竟出自一个私人书坊，可见慎独斋规模不小。他刻的书，大多密行小字，别具风格。而且他校勘认真，错误较少，如他刻的《史记大全》，就校正出错讹字245个；校正《文献通考》错讹字多达11221个，可见他刻书非常认真。因此，有人说他刻的“细字书”，“远胜元人旧刻大字巨册”。此外，当时最兴旺的还是建阳的崇化、麻沙两地书坊，那里所刻书籍，风行四方。崇化里的书坊街，这时已有四五千户，据《建阳县志》记载：这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这就是说它不仅是刻书集中地，而且已发展为买卖书籍的书市了。这种每个月有六天专门出卖书籍的书市，是国内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因此它吸引着各地书商络绎不绝地来这里批发书籍。位于建阳城西70里的麻沙镇，也是刻书贩书的集中地。清初学者杭世骏写诗道：“书棚到处贪翻刻，俗本麻沙遍学堂”。因为刻书多，来这里贩卖书籍的书商也多，山东曲阜就曾派人不远千里来买书。据说来这里贩书的江西人最多，自宋以来从未间断，为此镇上还建有一座砖刻精细、门墙高大的江西会馆，以接待来往的江西书商。清初的诗人查[zha扎]慎行写诗赞道：
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
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回。
可见崇化、麻沙两地刻书业之兴旺。总之，建阳书坊之盛与南京不相上下，仅在公元1545年所刻书籍就多达451种，特别是所刻小说、杂书、医书，超过了南京书坊。不过，建本依然存在着只求数量、不重质量、校勘不精的老毛病，以致引起政府出面干涉，下令“五经”、“四书”这类科举考试用书，只准依照“钦颁官本”照式翻刻，不准另刻，否则“拿问重罪，追版铲毁，决不轻贷。”但是瑕不掩瑜，建本对文化的普及是有贡献的。
至于杭州、北京的书坊，数目就少多了。杭州有书坊24家，刻书最多的是胡文焕的文会堂，刻书达450种，其中他自己编写的书就有二三十种：有《诗韵》、《词韵》、《琴谱》、《省身格言》、《格致丛书》等，后者收载古人著述300种，多是考证名物的书，取《大学》“格物致知”命名。杭州还有容与堂书坊，刻印了很多戏曲传奇小说，大都题名“李卓吾评”，如《李卓吾先生评忠义水浒传》等，刻印都很精美。
北京书坊有堂号可考的只有13家，分布在正阳门、宣武门、隆福寺、护国寺等处。其中著名的有永顺堂、汪氏书铺。前者近年发现有11种唱本和南戏剧本《白兔记》，这是现存最早的戏曲刻本；后者刻书最多，从汪家的一张卖书广告中，所列书目就有14种，其中有史书、文选、诗集、医书，还有一部琴学的重要参考书《太古遗音大全》。他所刻的书，多是翻刻宋、元善本，刻印皆工，可惜多已不传。还有座落在正阳门内岳氏书坊，于1498年刻印了《新刊奇妙全像注释西厢记》，内有150个情节配有插图，有的情节一连用了八幅插图，这是现在传世的最早的插图本《西厢记》，今已收入郑振铎主编的戏曲善本大型丛书《古本戏曲丛刊》中。
徽州(治所在今歙县)，盛产纸、墨和雕版用的良材，据说徽州书版，即便到了清代，也都完好如初，印出来的书仍然很清晰精致，不像建本书版那样，质软经不起印刷；歙县虬[qiu求]村刻工技术高超，有不少人善书工画，精于镂刻，而且父子兄弟相传，世代为业，一直到乾隆、嘉庆时代，历经200多年不衰；同时又崇尚文风，读书人也多，对书籍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因此明中期以后，徽州兴起了刻书之风，有书坊不下10家，其中著名的有歙县人吴敏学的师古斋，先后刻印经史子集100多种，刻书之多，在徽州可算是第一人了。关于吴敏学刻书的事，《议庵偶笔》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歙县吴敏学，梦为冥司所录，叩头求生。旁有一判官禀曰：“吴生阳寿未尽。”吴连叩头曰：“愿做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吴曰：“吾观医集率多讹舛，当为订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几何书？”吴曰“尽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几何？”吴曰“三万。”冥司可而释之。吴梦醒，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梓费及十万。
这段故事十分荒唐，不足置信，但它反映了吴敏学对待刻书事业尽心尽力的敬业精神。他刻的书确实不少，著名的有医书《河间六书》八种27卷；《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04卷；还有宣扬理学的书《性理大全》；有朱熹和吕祖谦编的《近思录》以及经、史、诗集、文选、小说等。流传至今的有“五经”、“四书”、《资治通鉴》、《二十二子》等书。以明代工价纸张之低廉，刻梓费达到10万，可称得上徽州第一书坊了。还有吴继仕的熙春堂摹刻的《六经图》，据说“图象俱精，字纸兼美，一照宋本，校刊无讹”，几乎与宋版书完全一样，以致书商们把书上“吴继仕考校”一行字剜下，冒充宋版，可见刻印之精美。
此外，江苏的苏州、常熟、扬州，江西的抚州，福建的漳州都有书坊，刻书业也相当兴旺。
纵观明代雕版印刷，其地区之广超过了宋元，它已由内地扩大到东北、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甚至传到台湾。刻印书籍的总数，可能达几万种之多。题材也十分广泛，这些都为宋元所不及。尤其是版画艺术到了明代，大放光彩，无论在数量上或技艺上都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境界。像上述岳家刻的《西厢记》中的插图，构思精丽动人，雕刻细致入微，人物眉目传神，栩栩如生，真是开卷悦目，引人神怡。正像出版者在扉页上说的：“大字魁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特别需要大书一笔的，是套印技术推陈出新，由元代朱墨两色发展到了朱墨黛紫黄五色套印。我国彩色套印技术的发展，先是采取一版分色套印，既可套印文字书籍，又可套印彩色版画。现在所知明代最早的套印本，是公元1602—1607年刻印的《古今女范》(又名《女范编》或《闺范》)，是朱墨套印本，这是由安徽歙县黄尚文编著、程起龙绘画、黄应瑞、黄应泰刻版。书中所载列女，从周秦到明代，每人立一传，绘一图，共200幅插图，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称赞书中的插图说：“线条细若毛发，柔如绢丝，是徽派版画最佳者。”与此同时，1605年又出版了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这是由歙县制墨家程大约(君房)的滋兰堂绘图刻印的，其中有近50幅是用四色、五色套印的，有一幅《天姥对庭图》，上面有黄色、红色的凤凰和绿色的竹子，就是采用一版分色套印的方法。这时，歙县另一位刻印高手黄一明出版了彩色套印本《风流绝畅图》，图中人物的肤色、目光、窗帏、衣鞋都印得生动逼真、清晰流畅，在技术上已比《墨苑》更成熟更优秀了。稍后，浙江湖州(治所在吴兴)的闵齐伋、凌瀛初两家，雇用徽州刻印工人，运用套印技术，刻印了包括先秦诸子、史书、诗文集、戏曲等书130多种，大多数为朱墨两色，还有三色、四色、五色的，其印本风行全国。他们采用的已是分版分色套印方法了。到了明代末年，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为多色迭印的饾〔dou豆〕版水印和与拱花技术相结合的印刷方法。饾版的操作方法是：在雕刻之前，先根据彩色画稿的设色深浅浓淡、阴阳向背的不同，进行分色分版。每色一版，画面大的要多至几十块小版。随后用透明的雁皮纸蒙上画稿勾描下来，反贴在木版上，雕成大大小小的印版。然后逐色由浅入深依次套印或迭印，多的要套印六七十次。印出的画面，不仅色彩艳丽，而且能显示出色调层次和阴阳向背；印出的花卉鸟虫，惟妙惟肖，几乎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因为这种印刷方法是用零碎的木版拼凑堆砌，有如饾饤[ding订]，所以明代人称作饾版。只是这种饾版彩印，每次套版时，必须与第一次版完全精密吻合，否则便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致使画面上各种颜色混淆不清，一塌糊涂。所以套色越多，雕版和印刷就越费事，没有熟练的高度精密准确的技术，是难以从事这种具有民族艺术特色印法的。
饾版印刷始自明末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吴发祥(号萝轩)在南京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稍后，寄居南京的胡正言编印了《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全用饾版印法，刻、画、印俱佳。书中各种花卉动物，色彩逼真，栩栩如生，真是“翠瓣丹柎〔fu甫〕(指花萼)，葩分蕊析，花之情，竹之姿与禽虫飞蠕之态，奇石云烟之气，展册淋漓，宛然在目”。因此，二书对以后的彩色版画起了楷模作用。出版后，立即受到大江南北人们的欢迎，初学画的人都奉它为临摹范本，对绘画教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胡正言其人，聪明过人，多才多艺，擅长篆刻绘画，精于书法，喜欢刻书，又能造出优质纸墨，还精通医术，以医为业，人们称他“巧心妙手，超越前代，真千古一人”。他在自己的庭院内种竹10余竿，所以用“十竹斋”名其室，自号“十竹主人”。
上述二人还采用了“拱花”(又名拱版)的印刷方法。“拱花”是将雕版压印在纸上，好像现在使用钢印一样，把白纸压成凸出的花纹；或者把纸放在凸凹版之间，挤出拱起的花纹。用它来衬托画中天空舒卷的行云，河中流水的波纹，花叶的脉纹和鸟类的羽毛。这种无色的印刷，更显出作品的素雅大方，它与彩色的画面相映辉，又显得精彩而富于变化。欧洲的德国第一次采用拱花技术，已经是18世纪中叶以后了，比中国晚了100多年。
饾版和拱花印刷技术的发明，把印刷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印刷史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在世界印刷史上也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由此可见，明代的雕版印刷已臻于登峰造极了。
第七节、清代雕版印刷的衰落
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公元1616年，东北建州女真的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了政权，国号金，历史上称为后金。1636年，皇太极称皇帝，改金为清。1644年明亡，清军入关，顺治皇帝定都北京。
清朝前期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政治比较清明，出现了所谓国富民丰的“康乾盛世”，这为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一面大兴文字狱，严酷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一面又崇尚文治，提倡学术研究，利用印刷为其政治服务，所以雕版印刷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到了清朝后期，外国入侵，社会动乱，经济凋敝，国力孱弱，文化活动呈现衰退，加以西洋印刷术的传入，因而传统的雕版印刷也逐渐衰落，最后被西方传来的新的印刷技术所代替。
清代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坊刻方面都有所成就。
清代官刻本中，首推武英殿本。清初，宫廷刻书属内务府，所刻书籍称“内府本”。1680年，康熙帝在今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设修书处，把校定官员和刻写工匠集中在一起，由翰林院词臣(掌管朝廷制诰诏令撰述的官员，如学士、翰林之类)总领其事，从此内府书籍、清代官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内府本也就改称“武英殿本”了，简称“殿本”。殿本以校勘精当、纸墨上乘、字体圆润、版式疏朗、装订端庄而著称。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诏刻的“十三经”、“二十一史”，都是特选派词臣缮写校对的，因而使殿本之名大振。大体上凡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7年)以前所刻的殿本书，多认为不亚于宋元版书。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在其所著的藏书技术专著《藏书十约》一书中说：“武英殿刻本，当时馆臣校勘，多据宋刻善本，又处分颇严，故讹误遂少。”在殿本中有些书因为是皇帝自己的著作，或是经过皇帝审阅、批准、修改的，所以在印刷时都冠上“御制”、“御批”、“御定”、“钦定”等字样，像1711年刻印的康熙皇帝的著作，就称《圣祖御制文集》(图13)；1716年刻印的著名字典就名为《钦定康熙字典》(图14)；1739年乾隆皇帝诏刻的历代正史，就定名为《钦定二十四史》。武英殿刻本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盛：康熙帝时刻书63种；雍正帝时刻书71种；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年)刻书最多。乾隆帝当政60年，以右文为治，所刻经史子集达100多种。道光以后，殿本的数量就大大减少了。
这里需要记载一下近年来汉文《乾隆版大藏经》重新出版的事。该藏经又名《龙藏》或《清藏》。在雍正皇帝十一年(公元1733年)时，为了使《大藏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在北京贤良寺设立了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主持超圣等人负责，集合佛教大师，晓夜校阅经文，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开始雕刻，到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就完成了，这部佛藏雕印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短短四年的时间，共雕刻两面版经版79000多块，总重量达400吨，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版刻典籍。这部佛经共7000多卷，724函，总字数达6700万字，收录佛经1669部，按经、律、论、杂分类，以《千字文》为序编目。其中一些经、律、论的原文在印度早已失传。当时共印了100部，分赐给京内外各寺院珍藏，据记载后来又印过22部，但是保存至今的已不到30部了，而且每部都残缺不全。
图13清代武英殿刻本康熙皇帝的著作《御制文集》，公元1711年武英殿刻印
图14清代武英殿刻本《康熙字典》
我国自宋元以来，刻过10多部汉文《大藏经》经版，至今都已片版不存，只有这部经版保存了下来(目前世界上还有两部《大藏经》经版，一部存在韩国海印寺，即八万《大藏经》经版；一部存日本京都万福寺，即“黄檗版”《大藏经》经版)。它原来存在故宫武英殿，后因印刷不便，移存于柏林寺，至今仍在该寺，由北京图书馆负责保管。但是这部经版在经过250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和人世沧桑的变迁之后，已有不少经版丢失、腐朽或遭鼠咬虫蛀，再加上乾隆皇帝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三次下令撤毁经版，追缴经书，使这部经版也已不全了。近年来我国文物出版社，为了抢救国宝，保存佛教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承担起盛世修典、重新出版《乾隆版大藏经》的重任。为了凑齐这套完整的经书，他们派专人遍访全国几十个省市的寺庙和文物机构，查对底本，搜辑佚书。在北京白塔寺找到了几本残损的经书；在潮州偏远的一座寺庙里，又意外地发现了乾隆皇帝下令毁掉的经书，并把这些书复印下来带回北京。这样，从1987年到1990年，经过三年的校勘编纂，终于使这部卷帙浩繁、濒于失传的《乾隆版大藏经》以完整的面貌重见了天日。
《乾隆版大藏经》不仅是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古代东方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的珍贵文献，它在今天重新出版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评论该书的出版时说：“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巍峨丰碑，它凝聚了中国世代人的聪明和辛勤劳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
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泰国时，曾将这部《大藏经》作为国礼送给泰国国王，泰国上下对该书极为尊崇，奉为圣物。可见该书一出版又充当了友好使者，为沟通中泰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代官刻本除殿本外，就是地方官署刻本了。地方官署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的设于扬州天宁寺的扬州诗局(官书局)，该诗局是曹寅在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经营盐务余款创办的，它是以编校、刊刻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由于经费充足，经管人员认真督科，所刻书籍，无论缮写、刊刻、印刷、纸张、校勘、装订都精益求精，堪为清代刻书的楷模。如所刻《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赋汇》、《历代诗余》、《佩文斋书画谱》等10种书，将近3000卷，皆工楷写刻，秀丽悦目。校对也很精审，装订端庄大雅，其尽善尽美，不亚于武英殿本。尤其是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刊行的《全唐诗》，是用开化纸(因产于浙江开化，故名)精印的，刻印最佳，而且字体秀润，墨色均匀，纸张洁白，又以鹅黄色硬纸装潢封面，淡黄色绢布装饰书签，非常漂亮，被称为清代版刻的代表。为此康熙皇帝特在一份奏折上朱批：“刻的书甚好！”
鸦片战争以后，南方战火连年，为了补充动乱中损失的书籍，各省设立了官书局，所刻书籍称“局刻本”。官书局创始于同治(公元1862—1874年)初年，由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创设于南京，名为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书局)。刻本中最著名的是由五局(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合刻的“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分刻了《隋书》以上的“十四史”，都是以毛晋的汲古阁本为底本。其他还有“四书”、“五经”、《文选》、《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等。因为都是由有名的学者担任校勘，所刻之书以校勘精当著称，以致引起当时的朝中大官纷纷索取。在金陵书局创始之后，各省纷纷仿效，设局刻书。如湖南长沙的思贤书局刻了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遗书《王船山遗书》，近代文献学家王先谦(公元1842—1917年)著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公元1848—1908年)著的《墨子》的注释本《墨子间诂》和《周礼正义》等，所刻之书，校勘认真，字体雅正，又很适用，甚为畅销。再如四川成都的存古书局，由成都尊经书院主持，所刻史书及《说文解字注》等，版式宽大，字体方整，行格疏朗，读之醒目，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各地官书局刻书数量大、质量高的还数浙江书局：首先它重视选用善本作底本，如刻印的周、秦、两汉各家主要著作选辑《二十二子》，就是子书丛书中最完美的本子；其次它延聘名家校勘，如“九通”和类书《玉海》，错讹很少，超过殿本；再有它还想法缩小版式，增加行字，降低成本，使一般读者有能力购买，所以在“局刻本”中享有盛名。“局刻本”多是“御纂”、“钦定”的经史诗文，但也印普通读物，并且定价低廉。它刻印数量大，流通范围广，对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设立镌刻衙、刷书局，刻印了太平天国首领的许多诏书、文告、文献和儿童读物，如《太平诏书》、《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诛妖檄文》、《三字经》、《幼学诗》、《天历》等，这些书对于揭露清政府的罪恶、鼓舞太平军士气、推动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回族英烈杜文秀，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在大理建立反清政权“平南国”，他为了普及伊斯兰教经典，曾以“总统兵马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刻印《古兰经》，在那血雨腥风、干戈不息的严峻岁月里，他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在公元1862年颁刊了“大元帅杜新镌”的《宝命真经》30卷，书名用汉文，经文用阿拉伯文，这是中国最早的阿拉伯文《古兰经》刻本，它的首次出版，对当时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学习《古兰经》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促使广大穆斯林群众更加拥护和支持大理政权。但是四年之后，清军占领了大理，焚毁了《宝命真经》的印刷场所和所有版片，从此民间流传下来的原版刻本，多是断笺残篇，完整无缺者极少见。后来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经师马联元，大约在1895年又第二次刻印了阿拉伯文《古兰经》，由著名的阿拉伯文书法家田家培哈吉书写，聘请四川刻工高手20多人刻成。该书书法遒劲，宛如一气呵成，版面醒目美观，装帧古朴典雅，开卷爽心悦目，深受国内外穆斯林的喜爱。初版问世后，曾经风行国内外，南京、北京、广州、上海、大西北以及泰国、缅甸等地的穆斯林都踊跃订购，一时发行近1000部。至今全部经版尚保存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近年经清理统计，全部雕版共1946片，总计3576面，30卷经版完整无缺。这是中国穆斯林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稀有的回族历史文物，即使伊斯兰教国家也不曾拥有，堪称“海内孤版”。
除官刻外，清代私家刻书的，有达官显宦，为了博得“好学”的雅名，用公款或私款刻书；有著名的文人，为了传播学术成果，刻印前人的诗文和自己的著述；有著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学家，或复刻善本，或辑佚、校勘丛书、逸书。其中著名的有：乾隆时安徽歙县鲍廷博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30集，辑录了汉至清朝的经史考订、算术、金石、地理、诗文集、书目等著作207种。鲍家富有藏书，而且多世所罕见的珍本名抄，他取“学然后知不足”之意，名其室“知不足斋”。鲍廷博本人曾经因向朝廷献书而获得举人的功名。他还让他的儿子向乾隆皇帝献书600多种，成为当时藏书家献书之冠。他学识广博，尤精于校勘。他汇刻的丛书，使一些久经湮没的书得以再传于世。这时，还有江苏吴县黄丕烈辑刻的《士礼居丛书》，选采古书19种，这是一部以版本校对为特色的丛书，也是清代精校精刻的著名丛书之一，甚为藏书家所重视。黄丕烈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有一藏书室，藏有宋本100多部，故起名“百宋一廛[chan蝉]”。他刻印的书，以仿刻善本著称。如仿宋刻本国别体史书《国语》，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所刻《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汇编，这些书都是由“清代校勘学第一人”顾广圻(字千里)校定的，其精妙超过宋本。再有咸丰时广东南海伍崇曜辑刻的《粤雅堂丛书》30集，辑录古书190种，每种都附有跋文，叙述作者的生平和本书的源流。他还刻了《岭南遗书》61种，所收载的都是汉代至清代广东学者的著述，特别是以明清著述最多。伍崇曜其人是贩卖鸦片起家的，他因为办理畿辅赈捐的事，获得了举人的资格，后又捐款买了个布政使的职衔，为攀附风雅，扬名后世，又不惜重资搜求秘籍，延聘学者校勘，从而出版了这些综合性大丛书。然而私人刻书最多、时间延续最久的是金山(今上海金山县)钱家，从乾隆到道光年间，刻书从未间断，刻印了许多史书、医书和丛书，特别是钱熙祚辑刻的《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等丛书230种，辑录了古代佚而仅存或流传极少的著述，其精择审校在诸家丛书之上。这些丛书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资料。
总之，仅就清代私家所刻的丛书而言，约有2000种之多，大多精校精刻，可谓美不胜收。因而这些刻书家，对中国古典文献的保存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可以说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私家刻本中，有许多著述都是由名书法家精写上版，由著名刻工雕刻，写刻工整，校勘精审，印刷极为精致。像康熙时的名书法家林吉写的散文家汪琬(人称尧峰先生)著的《尧峰文钞》，陈廷敬著的《午亭文编》，诗人王士禛(号渔洋山人)著的《古夫于亭稿》、《渔洋山人精华录》被誉为“林氏四写”，是比较著名的精刻本。
直到清末，私家刻书仍然盛行不衰。其原因，除了政治上许多读书人怕罹难而隐身于书斋，和当时社会上大力劝人刻书也有关系。有位刻书家张海鹏就常对人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修学，其道更广。”(见《藏书纪事诗》卷六)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劝人刻书，他说：“今人各自问德业学问无以逾人，莫若刻古人之书籍，如吴之黄(吴县黄丕烈)，歙之鲍(歙县鲍廷博)，南海之伍(伍崇曜)，金山之钱(钱熙祚)，其姓名于五百年内必不至湮没无闻。”况且刻书可以“传先哲的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见《书目答问》)。近代藏书家叶德辉也劝说人们：“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并举了后蜀毋昭裔和明末汲古阁毛晋的例子，说他们“因刻书或子孙食其禄，或乱世保其身，或数百年版本流传，令人景仰”(见《书林清话》)。在他看来，刻书于名、于利、于子孙都好，可谓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所以终清一代，私家刻书蔚然成风。
清代官私刻书多是供应官僚地主士大夫阶层，而供应人民群众所需要的通俗读物则仍然有赖于民间书坊。
清代书坊非常普遍。北京有书坊100多家，多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琉璃厂的书坊最兴旺，它是自清代中叶迅速发展起来的，有人统计自清中叶到民国初年，琉璃厂有书坊62家，共出版246种书籍。有一时期同时开业的书坊竟超过300家，这些书坊有的以贩卖为主，有的兼刻印和发行。他们除印卖供应入京会试举人一般经史用书、八股文试卷外，主要是刻印小说、民歌、俗曲、谜语、字典、医书、鼓词和初级满文课本等民间日常所需的通俗读物。有些书坊则专门刻印某一类书籍，如文光堂、英华堂多出版满文书；三槐堂、鸿远堂则多出版满汉两种文字的书籍(图15)；尊古斋善于印刷美术、考古著作；邃雅斋则多刻印自己的藏书(今琉璃厂中国书店仍沿用邃雅斋的名号)。这里有许多书是很有价值的罕见本、精刻本或者名人手稿，因此许多有名的学者常来访书求书，甚至为了方便，就近租赁房屋居住，如前面提到的黄丕烈、王士禛和考据学家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等人，都在琉璃厂附近居住过。琉璃厂在经历了200多年变迁之后，今天已发展成为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市了。这里沿街建筑，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引人遐想，各店号内陈列的古籍新书、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琳琅满目，中外学人徘徊其间，流连忘返。隆福寺的书坊以刘英烈(字魁武)的聚珍堂最有名，它除擅长活字印刷外，也从事版刻。刻印的多是儒家经典，封面题“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书坊梓行”双行牌记，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所刻之书，底本多经慎重遴选，又详加校勘，字画清晰，纸墨刻工都属坊本之上品。
苏州有书坊50多家，出版经史、医书和大量小说戏曲，而刻书最多的是创始于明朝的席家扫叶山房。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刻印史书最多，当时的主人是席世臣(字邻哉)，他每次得到善本书，都要亲自校对，立即刻印，因而很为藏书家所称许。他刻印的史书有班固等人编修的东汉纪传体史书《东观汉记》(因书修于洛阳南宫东观，故名)，宋朝钱俨著的专记五代时期吴越国史事的编年体杂史《吴越备史》，南宋王称著的北宋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还有《贞观政要》、《五代外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南宋书》、《元史类编》等。后来刻书范围扩大，于经史子集外，又刻印笔记小说和村塾所用的启蒙读物多达几百种。稍后又在上海、松江、汉口等地设立了分号，业务十分发达，成为清代经营最久影响最大的书坊。
此外，广东的广州和佛山镇也有不少书坊，刻印了许多小说和日用医书。至于此时的杭州、徽州、南京的书坊已远不如明朝兴盛了。建阳麻沙镇书坊，自宋至明历经数百年不衰，但是在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遭遇了一场大火，使这里的老书坊连同旧有书版全部化为灰烬，自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
清代书坊，各省都有，刻书最多，发行面广，对发展文化普及教育是有功绩的。
在清朝雕版印刷史上，还出现过蜡版印刷和面版印刷。在道光(公元1821—1850年)初年，广东省衙门曾用蜡版印刷方法每天印行辕门钞，也就是省政府公报，这是自北宋以后再次使用这种质量不高的印刷方法。到了清代末年，梁启超等人为宣传维新变法还采用过用白面制版刻字印刷的方法，印过一些宣传品。这两种印刷法，由于印刷效果不佳，自然难以久行，它成了雕版印刷史中的小插曲。
清代的版画艺术，在清朝前期并不逊于明代，有些作品颇可称道。像清初画家萧云从(公元1596—1673年)，善画山水，兼工人物，诗文写得也不错。他绘的屈原的《离骚》插图《离骚图》，构思深沉，寓意感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衣服线条流动有力；他的另一套佳作是《太平山水图画》(图16)，绘的是安徽太平山水43景，并附有诗篇和散文，诗全用古人句，画皆临古人法，可谓集唐宋元明山水画之大成，全部山水景色，刻印绝精，极为艺林所重视。这两套作品皆由当时精于木刻的良匠刘荣、汤义、汤尚等人刻成。前者刻于1645年，后者刊于1648年。另外康熙时著名宫廷画师焦秉贞，擅长画人物，亦工山水、花卉、楼台，他吸取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画中的透视明暗画法，所绘山水、人物、楼台，自远而近，自大而小，不爽毫发，深受康熙帝喜爱。他根据宋代同名绘画重绘的《御制耕织图》46幅，每幅画的右上方有宋画中原有的题诗，天头上有康熙的题诗，如在一幅描绘插秧场面的《插秧》图上，宋画中原有的题诗是：
晨雨麦秋润，午风槐夏凉。
溪南与溪北，笑歌插新秧。
抛掷不停手，左右无乱行。
我教插秧马，代劳民莫忘。
图16清代萧云从绘、刘荣等人刻的《太平山水图画》，刻印于公元1648年
康熙的题诗是：
千畦水泽正弥弥，竞插新秧恐后时。
亚攘同心欣力作，月明归去莫嫌迟。
还有一宫廷画师王原祁，也擅长画山水，用笔沉着刚劲，笔端如“金刚杵”，设色长于浅绛，重彩作品，青绿朱赭，相映生辉，甚得艺林称赞。他和冷梅等人绘的庆贺康熙60大寿的《万寿盛典图》148幅，如果连成卷轴，可达166尺。这两套作品都先后由当时最杰出的木刻匠师朱圭刻成，是殿本中的精丽之作。前者刻于1712年，后者刻印于1713年。1714年，康熙时吴熔画的《白岳凝烟》(图17)(白岳在今安徽休宁县)40幅，是由刻工刘功臣刻成，镌法严峻雅洁，堪称清初“徽派”版画的上乘。还有乾隆时于1745年刻印的《圆明园四十景诗图》，绘出了北京西北郊避暑御园内40处景色的秀丽风光；1765年刻印的乾隆《南巡盛典图》，记录了乾隆在公元1751—1765年之间四次巡幸南方的盛况，把沿途几千里最美丽的景色刻画了下来，极为精美。
至于套版印刷，在清代前期也有相当成就，如康熙年间内府刻本《御选唐宋文醇》，是用朱、墨、绿三色套印的；传奇剧本《劝善金科》是用五色套印的，色调雅丽，均是殿本套印书中的佳作。道光年间涿州卢坤刻的《杜工部集》是用六色套印的，即正文用墨色，各家评语分别用紫、蓝、朱、绿、黄五色。这些作品色彩艳丽，配上洁白的纸张，读之令人悦目怡神。
民间套印书，最负盛名的要算多色饾版套印版画集《芥子园画传》了(通称《芥子园画谱》)。“芥子园”是戏曲理论家、作家李渔(号笠翁，约公元1611—1680年)晚年定居南京的别墅名，画传就是在这里刻成的，因居地小如芥子，故名芥子园。该书共分四集：初集为山水谱，是1679年套版精刻出版；二集为梅兰竹菊谱；三集为草虫、花鸟谱，都是1701年出版的。此三集均为五色套印本，极为美观。一般认为这三集是李渔的女婿沈心友请当时名画家王概及其弟王蓍〔shi师〕、王臬〔nie聂〕绘编而成，其间也有其他画家参加。每集首列学画浅说，画法歌诀，如“画螳螂诀”：
螳螂虽小物，画此宜威严。
状其攫物时，望之如虎焉。
双眸势欲吞，情形极贪馋。
所以杀伐声，形诸琴瑟间。
其次为摹诸家画起手式，并附简要说明。最后为摹仿名家画谱。后来又有了第四集，是人物画谱，这是书商凑辑的，1818年出版。这部画谱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画的用笔、写形、构图基本技法，由浅入深，浅显明了，是初学绘画的入门之书，因此一出版，立即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迅速风行全国，其印行数量打破了一般图书的出版纪录。各书商见有利可图，纷纷争相翻印，版本达十几种之多，不过多已失去原本的精美和神韵。此书还译成多种文字流行国外，成为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然而流传到今天的初印原本已很难见到了。
道光以后，由于国势日衰，民生凋敝，无论版画艺术和套版印刷都逐渐衰落了，戏曲小说中虽然也附有不少插图，但刻工拙劣粗率，值得称道的佳作甚少。
19世纪中叶，西方的平版石印和凸版铅印以及其他新技术、新设备传入我国，逐渐取代了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雕版插图技艺。这样，我国人民发明的历史悠久的雕版印刷，在经历了1300多年之后，完成了它的伟大历史使命，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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