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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的甚深佛缘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于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岁。

饶宗颐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而且与佛教有很深的缘分,在佛学方面有非常深的造诣。

甚深佛缘

饶宗颐先生的父亲饶锷先生(1891—1932)也是学问家,为清末民初潮州大儒。其天啸楼藏书达十万卷而闻名于世。

饶锷先生平生致力于考据之学,且工于诗文词章,谙熟佛典,尤喜谱志,著述甚富,有《〈佛国记〉疏证》、《潮州西湖山志》、《饶氏家谱》、《慈禧宫词百首》及《天啸楼集》等刊行于世。

父亲为他取名时,目的希望他能宗法于周敦颐、周濂溪,将来成为大理学家。

饶宗颐先生幼年即对佛教有很深的体验,他曾在《宗颐名说》一文中说,“自童稚之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几无日不与三藏结缘。”他的书架上插满了中文、日文版的《大藏经》,以及泰国的《巴利文藏》。

民国初年,韩山出土了四尊北宋治平至熙宁年间的瓷器莲花佛像,这些佛像不仅年代久远,而且上面有窑工姓名,可以说是很珍贵的,他的父亲和伯父各买了两尊。幼年的饶宗颐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些佛像,他以后对这些佛像加以研究,发表了一篇有关陶瓷史的文章,引起了日本人的惊奇。

饶宗颐先生一次在日本旅游时,偶然发现日本古代有一高僧也叫“宗颐”。他与人打趣地说:“若人真能转世的话,我生前可能是位高僧。”

1981年秋,他游太原、大同等地,在华严寺旅游时,饶宗颐教授无意中又发现有一经书的写序人的名字也叫“宗颐’,与自己名字相同,此人是北宋高僧释宗颐。他看后,甚有感触,即随口赋诗一首:

窃喜同名得异僧,秋风正马事晨征。

华严寺前挂飘去,岂是生前此诵经?

他于是制印一枚:“十方真定是前身”。

饶先生也看了不少佛书,对佛教深有研究,他在法国巴黎时,曾展读北魏皇兴《金光明经写卷》,并曾著文论之。

他在生活中也非常想望一个清净的世界,他曾对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胡晓明先生说:“有过一段时间真想剃度入山为憎。”

他还手书《心经》,并曾“暮雨疏钟忆六朝”,向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饶先生十几岁时就开始学习打坐,而且每天坚持,但是他毕竟没有去过青灯古庙的生活,因为他觉得真正的道场并非仅仅在庙宇里,所谓心中有佛,处处是佛。

六十年代,饶先生在印度以40多岁的年纪开始学梵文,至今他还能朗朗上口。在国外的3年中,他还向印度学者学习梨俱吠陀,足迹遍及印度南北;以后又游历缅甸、锡兰、泰国、柬埔寨等地,遂有了精深的佛学修养,著有《佛国诗集》。

他说,印度人念经有他的抑扬顿挫,有些是念《圣解之歌》,还有早期的《梨俱吠陀》,他们都是唱的。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等,大多也是可以唱的。我曾听已故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苏渊雷教授唱古诗,真的是很美妙。

饶先生虽然没有出家,但他对佛学的悟性极高,因此北大季羡林教授称赞他时说:“饶宗颐先生是能预流的。”

所谓预流果者,来源于南传佛教,意思是指修行欲达最后之阿罗汉果,须自预流入,得预流果,即已除尘世烦恼而出俗人圣者也,也是得大道者。可见季羡林先生对他的评价之高了。

佛学成果

饶宗颐先生的佛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佛教渊源论》一辑中,收在饶宗颐先生“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该辑有三篇文章,可以说是代表了饶宗颐先生的主要佛学思想。

其中主要两篇:一篇是《新州——六祖出生地及其传法偈》(1989年),这是饶先生考察广东省新兴县国恩寺及六祖故居后所做的研究,该文对六祖传法偈从佛道两家典籍中找到出典。

另一篇是《惠能及〈六祖坛经〉的一些问题》,该文是饶宗颐先生在澳门举行的《惠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他在文中说,“从我个人去新兴的感受来说,惠能不应是如《坛经》等禅籍所描述的那样目不识丁,国恩寺系惠能舍其故宅而建,面积很大。”因此,惠能很可能是有家世渊源的人。(《饶宗颐先生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五卷)

作为一个成就巨大的文化学者,饶宗颐先生对禅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他曾经撰写了《隋禅宗三祖塔砖记》(1988年)、《大颠禅师与心经注》等文章,对于六祖惠能的研究,一直是饶先生比较感兴趣的课题,他除了在一些专门文章中对此有研究外,在其他一些文章和谈话中,也多次谈了自己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惠能禅与印度禅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禅是可以活活泼泼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内涵着一些禅理,而印度禅则不同,印度流行“禅窟”,是要人们在深山古洞里,去修习苦行,有一种苦行僧的味道。所以饶先生说:“禅不光是要静坐,而是要培养心中湛然一片光明海。”

饶宗颐教授认为禅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在《八大山人禅画索隐》一文中,他对禅与艺术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五灯会元》卷六《柘溪从实禅师》中有一段话说:

幽州柘溪从实禅师,僧问:“如何是道?”

师曰:“个中无紫皂。”

曰:“如何是禅?”

师曰:“不与白云连。”

师问:“僧作甚么来?”

曰:“亲近来。”

师曰:“任你白云朝岳顶,争奈青山不展眉?”

饶先生说,“‘不与白云连。’读起来很像谢灵运的诗句。”他指出“禅家采用诗句型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本体问题,摆脱去名理上纠缠不清的逻辑性语言,单刀直入地用文学上’立片言之警策’的方法来启发人们心理上的睿智。”“这种办法可说是‘致知’上的一种艺术手段。”

所以,饶宗颐先生说,所谓“禅的世界,几乎是诗的世界。”禅僧和诗几乎是分不开的,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

在禅与画方面,饶先生说,“画家有时亦可运用禅理去建立他的构图方案。”

他在《方以智之画论》中,引用了方以智论画的一段语录,方以智说,画“虽有六法,而写意本无一法。妙处无他,不落有无而已。”

饶先生认为:“此篇为极重要文字,指出画之妙处,须不落入有无两边,匠笔、文笔二者皆饥。”此段话充满了禅机,所以饶先生把此称为“禅机画论”。

佛画造诣

饶先生在美术实践上也有很深造诣,尤其是他的白描佛像,有汉简笔法的遗韵,充满了“古拙浑厚的意态,真可以说是白描的新发展。”(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主任邓伟雄:《从近代白描画谈到张大千、饶宗颐》)

中山大学教授姜伯勤对饶先生的白描画有很详尽的叙述,根据他的文章和《澄心选萃——饶宗颐的艺术》一书,可以为饶先生重要的佛像白描画做一个简单的年表:

1979年,有朱色纸本立轴《诸天菩萨相》,这是对魏皇兴五年《金光明经·赞佛品》卷二的绘作。画面上有一佛,二弟子,二胁侍菩萨。姜教授称它“妙相庄严,迦叶绘像有神采。”画面以朱色行笔,因而别具古风。画上有题记。

1980年,水墨纸本16屏《十六应真》。这是组画作品,人物线描极富独创性,将唐人白描画技法中自简笔、颤笔、点构、钩斫诸技法,融为为一体,是画家独创性的典型。题记云:“海潮音一叫,说道不要不要,头面大时身不小。以唐人白描写十六应真。”

1981年,以朱笔写《敦煌走兽人物》,卷末一幅为捧花菩萨,其画题记云:“右伯希和三零五零号人物。以颤笔勾勒,纵意写来,毫不矜持,石窟白画之上驷也。”

1985年,以白描写纸本立轴《树下观音》图,这是一幅六臂观音图,线条流利,观音动势自然而庄严,飘带风动,古树繁密,形成疏密有致的对比效果,表现了佛教清凉世界的光明境界。

1993年,画《布袋和尚》,这是他非常有特色一幅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说他此画,用笔虽沿袭传统画法,神韵、意境却不落寻常窠臼。他画的和尚仰望秋月,若有所思。在画作的右上方,饶先生还笔录唐代诗僧寒山的一偈:“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论,教我如何说?”实际上这也代表了饶先生自己的一种心境。

1994年,临画法国巴黎敦煌画样《供养人》,用线劲健,颇得唐人笔法。

1995年,有白描《观音》、《无量寿佛》、《降魔菩萨》、《罗汉》等画作。画像有古拙之意,对袈裟的线描,更具匠心。

1996年,以白描手法写水墨设色《观音》、《敦煌大自在菩萨》等画。

1998年,画《云中观音》、《敦煌观音》和水墨《观音》。

在饶先生的诸多画作中,观音画是画得比较多和有特色的,画面庄严而透露出婀娜美丽,有时候,观音头顶金、蓝宝冠,脚踏莲花;有时候又华冠华发,颇富装饰意味。

在线条应用上,有时用颤笔写成彩云衣纹,用这种手法增添了天上人间的气象;所谓战笔,中国古代人物衣服褶纹画法之一。此描法近似水纹波浪,故名。用中锋下笔尤宜藏锋,衣纹重叠似水纹而顿挫,疾如摆波。《萱和画谱》“周文矩……善画,行笔瘦硬战掣,有煜(南唐李后主)书法。”

有时又用流畅而淡雅的线条,别有一番体现了当代画家对人体造型的素养,看饶先生的白描画,使人能从柔和庄严的画境中,得到某种精神的感染。

看饶宗颐先生的观音画,心如莲花般的清静,看无量寿的画像,使人产生尊重恭敬之心。

有人评论他的观音画是“流畅而富有画家独创性的淡雅的用线,有一种回旋的音乐美,使人顿悟‘观其音声皆得解脱’的意境。这是画家出入传统而深悟新的世纪当代人审美情趣的佳作。”(姜伯勤《“不了可通神”:论艺术与生命的超越》)

而看饶先生的《敦煌大自在菩萨》,传达出“转苦以为乐”的大自在的境界。饶宗颐先生佛画的成功,在于他深得唐人画法,而且能推陈出新,使传统和现代性融于一炉。

就中国艺术而言,禅的思想和意境对其影响是巨大的,饶先生说:“禅家之学,影响及于艺事,自元以来,已深入诗流画伯之心坎。”

他的一首论画诗云:“何当得画便忘诗,骚首无须更弄姿。惟有祖师弹指顷,神来笔笔华严时。”也将神来之笔,归于佛心禅意。

饶先生自己的书画充满了深深的禅意,极其自然,于淡淡的几笔勾勒中,透出一种清明之气。著名的艺术评论家黄苗子说,以画入禅或以禅入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宋以来的画家,也有画与禅结合的好作品,如梁楷、石恪、牧溪、清初八大、石涛等,虽然他们的笔墨风格不同,但都是通过悟禅修心得来的成果。

饶先生的画落笔便高,也说明他禅学修养很高。心中没有执著,下笔自然随意,所谓随意,是指笔随心意走,他把禅宗的有、无、色、空概念,融化在丹青里面,表面上不落一个禅字,而画面上透出丝丝禅意,他的一景一物,一草一花,一人一僧,看是随手拈来,无心无意,实是匠心所在,这就是饶先生画作的特点。

从他的一首诗中,也可略见其端倪。诗云:“水影山谷尽敛光,灵薪神火散余香。拈来别有惊人句,无鼓无钟作道场。”这就是他在书画艺术上所追求的境界。

对佛教的阐述

饶宗颐先生一直很关注佛教的发展,1963年11月19日晚,他应潮州会馆主席苏君谦之邀,在潮安同乡会礼堂作了题为《禅门南北宗之汇合与传播》的演讲,泰国佛教华宗大尊长普净大师、仁闻大师,潮属七县同乡会及各佛教社200多人出席演讲会。随后,泰华报纸《星暹日报》、《世界日报》等均全文刊登饶教授演讲内容。

在平时的生活中,饶先生对佛教的见解也是非常深刻的,例如关于缘遇问题,饶宗颐先生说:佛教就讲因缘的问题,缘是外面的条件,你自己有某种内在的条件可以同外缘结合,能够配得上的才会有可能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为你的条件和它的条件(不合),它没有需要你,所以缘要两方面内外的结合。我碰上很多缘,我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于佛教的“定”,大多数人认为,所谓“定”就是排除诱惑的意思。饶先生说,多少年来我把我的心态养成一个宁静的心态,都摆在这里,所以我没有什么烦恼,我不会太多地想这一类的事情,我会排除掉。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心里头的安定,所以才能有“定”。要自己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一个定力。

关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饶先生认为,“色”基本上就是现象,一切的现象,就是客观事物,一切的东西,外物,就是一种“物”的东西,有现象的物,有形状的物就是“色”,不是颜色的意思。“空”不是完全没有,“空”其实是一个过程,一个东西有实就有空的对立。

在佛教研究上,饶先生常常从史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例如,唐德宗贞元年间在吐蕃曾发生过一场我国僧人摩河衍与婆罗门僧人莲花戒关于佛教教义年代的著名辩论,学术界对此颇多争论,以往学者大多是应用典籍中的文献,故众说纷纭。然而先生另辟思路,根据敦煌遗书所用唐朝纪元与吐蕃纪年的年号的终始,再参以其它文献,确定了争论年代应在792~794年之间。此说法虽始于法人戴密微,但作最后论定的,是饶宗颐先生。

又如对于宋齐以降产生的经疏学与佛家经疏“同源”说的矫正,饶先生力排众议,一言而成定论,先生对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这桩公案的圆满解决,其得力处在于其通晓梵文,能够直接阅读梵文本婆罗门经典和佛教经典。(本文综合整理澎湃新闻及印永清《饶宗颐与佛学》,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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